我要脱贫、致富、从社会底层爬上来！——赵德胤电影中的生存吶喊

我要脱贫、致富、从社会底层爬上来！——赵德胤电影中的生存吶喊

拚搏求生的故事，总是极其巧合的雷同。为了生存，人们从乡村迁移到城市，从国内流离到海外。他们离开了原乡，在异地建立起家乡，成为下一代的故乡。可能从此再也回不去的他们，不论是物质或精神层面，在离开的那一刻起，注定成为异乡人。

对我来说，拍电影，从来就不只是「拍电影」而已。

电影，是我诉说生命经验的方式，也是我爬梳个人感受的工具。

一九九八年，我十六岁。生平第一次搭上飞机，离开缅甸腊戌──我的家乡，来到台湾。

腊戌，位于缅甸东北，是滇缅公路的起点，也是往来中国云南的必经之地。因为地处边境，长年内战，人民生活清苦。一直到我来台前几年，学校才配置了全村唯二的两台电脑。

电脑，被严密收置在校长室，由一位总务组长专责管理。

一天，他亮出一串钥匙，上头挂了一张三．五吋磁片，然后语带玄机地问：「你们知道这是什幺吗？」在此之前，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个玩意儿。在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，他昂着头，语带骄傲地告诉我们：「全世界的知识，都收在这里面了！」同学们和我都觉得不可思议，笑着质疑老师吹牛。

后来，学校邀请相当于副总统职位的大将军，为这两台电脑举办启动仪式。

两台电脑，煞有介事地被摆放舞台上。当将军打开电源，萤幕在众人惊歎中亮了起来，浮现出红、蓝、绿、黄四色方块组成的Windows系统标誌。经过大将军「加持」过的神奇电脑，更显得崇高，或可称得上神圣。即使启动仪式之后，我从没听说或看过，有谁真正使用过那两台电脑。

来台以后，我听从父亲建议，到台中高工印刷科就读。开学第一天，我在偌大的教室里，看到上百台电脑成排设置，简直惊讶到下巴都要掉下来。第一次开机，我误触延长线的电源开关，把整排使用中的电脑全断了电，因为我连电脑开机键在哪儿都不知道；课上到一半，电脑萤幕因节电模式切换到黑画面，我吓得以为我把电脑弄坏了。

在我的家乡，电脑是如此稀有而珍贵！

从缅甸到台湾，时空之于我，彷彿搭上了时光机器，往未来飞越了四十年。我跳过了BB Call和大哥大，一下子到了网路时代，震撼之大，彷彿世界从此被翻转。对于跟我同样是八○后的台湾人来说，应该很难想像个中滋味。

至今，每当我讲述那段跳跃四十年文明的冲击，仍感莞尔，却也带着黑色幽默般的苦涩。

来台湾之前，我的想像就是，那里有人帮你安排打工机会，有钱供你读书。

因为左邻右舍的哥哥、姊姊，从台湾写信回来，总说他们过得很好，还能不时给家里寄钱改善生活。所以，对我来说，到台湾念哪所学校都一样，重点是离开贫瘠的缅甸，到海外打工赚钱。

到台中高工念书的第二天，我就开始上工了。

毕业之后，我到台湾科技大学念设计系。为了缴作业，开始製作短片、实验电影，后来发现这些影片可以参加比赛、赚奖金，就继续拍。从没想过，日后我会靠拍电影维生。

我的研究所毕业作品《白鸽》，意外入选釜山、哥本哈根、澳大利亚、里昂、西班牙短片等影展。二○○九年，我成为第一届金马电影学院学员，在侯孝贤导演监製下，完成剧情短片《华新街记事》。

这些作品的内容，其实皆出自于「有话要说」的一种自我抒发。

我是一个喜欢说故事的人，很幸运地，我的故事有人喜欢。

但是，就现实状况来看，我是没有条件拍电影的。我要负担自己的生活费，我希望可以赚钱来改善家计。不管是留在台湾，或是回到缅甸，我都看不出来「拍电影」这件事，除了自己有兴趣，偶尔可以赚奖金以外，有任何支撑我未来生活的可能。

二○一○年，我拍摄第一部长片《归来的人》。

当时，正是缅甸政府颁布新宪法，筹备总统大选之际。历经百年专制后，家乡的政治、经济似乎有机会大幅改变，朝向民主与开放发展。许多在台缅甸人（含华侨），不论是来念书、做工、做生意的，都因着改革开放的消息，萌生返乡的念头。

尤其是做粗活的，其中不乏非法劳工，就算是合法来台，也因为挣的是出卖劳力的辛苦钱，既没社会地位，也对台湾这块土地没有情感。

对他们而言，家乡就要发达了，就如同近几年的中国一样，经济终究要腾飞的。有什幺道理不回去呢？

众人都想趁早回乡卡位，朋友们都在讨论着，回缅甸后的种种计划和想像。那时，几乎天天都有形同饯别宴般的饭局，席间毫无离别的感伤，只有对于未来大展鸿图的希望。每天听朋友议论着返乡大计，我内心却有截然不同的感受。

对于「回去」这件事，我充满了矛盾。

矛盾来自两个层面；一是我在台湾所学的影像、设计，在缅甸势必难以施展。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，我离开缅甸已十三年，对台湾已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情感，在这里生活的意义，早已不同于当初来台只是赚钱、脱贫而已。

现在的赵德胤，许多方面都是在「这里」建构的，甚至可以说，我大部分的价值观已经是个台湾人了。当认知到自己已经「台湾化」，想要割捨，就没那幺简单。

踌躇之际，我决定回去缅甸拍一部电影。去见证，或说是观察，缅甸专政一百年后首次的总统大选，也许会让我有不同的想法。

这个计划，最后成了我的第一部剧情长片《归来的人》。

《归来的人》所描述的，就是一个在台湾打工的缅甸青年，打算趁政局改革回乡发展。为了多赚点钱，回家的前几天拚命加班，却不幸在工地坠楼，死了。

主角是同乡友人兴洪，他带着亡者的骨灰和身故赔偿金回到缅甸，原本对返乡满怀憧憬，结果却大失所望。为求翻身，兴洪私吞了赔偿金，把钱投资在玉矿里，不料被人所骗；几近穷途末路之时，他买了枪要把钱抢回来，却在此时被亡者的家人发现，最后将兴洪毒打了一顿。

当我带着剧本向製作公司毛遂自荐，却找不到资金。

他们有疑虑的是，台湾观众想不想看一部关于「外籍劳工」的电影？在台湾拍这种题材到底有没有票房？最后，我没筹到钱，连演员都跑了，所有拍摄计划停摆。

一段时间之后，我收到一封缅甸製片的e-mail，对方在网路上看过我的参赛短片，愿意支持我拍电影，但是他的电影公司才刚成立，财力有限，仅可供应剧组机票钱、摄影机与设备，以及缅甸的官方人脉与管道。

就这样，我自导自拍，执行製片王兴洪兼任男主角，再加上收音师林圣文，一共三人到缅甸，很克难地花了十五天拍摄，回到台湾后，我自己完成剪接与后製。

因为没有人认为这部电影在台湾会有票房，我们只好将片子送到国外参展。没想到，竟然入围了釜山影展新潮流竞赛单元、鹿特丹影展老虎奖，同时入选国外二十几个影展。

《归来的人》至今仍在世界各地巡迴展演，而我自己跟着这部片子亲身走访了二十几个国家。我发现，原来电影是这幺直接的表达；只要带着诚挚的感情，不论有没有钱，不管哪一种语言，都有人懂，也感受得到我要说的故事。

不过，当《归来的人》到世界各地巡迴时，我免不了被询问：「下一步的拍片计划是什幺？」我回答不出来，因为我根本不确定，自己可以靠当导演维生。

那幺，何不接着再拍一部看看？

我开始筹划第二部电影《穷人。榴槤。麻药。偷渡客》。

筹划时，在泰国从事旅游业的二哥刚买房子，我盘算着到二哥家借宿，藉机拍一部缅甸人到泰国打工的电影。确定了故事的走向，找来台湾演员吴可熙和王兴洪搭档，二○一一年十二月，剧组飞往泰国拍摄。

《穷人。榴槤。麻药。偷渡客》讲述的，是一对缅甸兄妹偷渡到泰国，哥哥原本当导游谋生，不料妹妹竟遭人口贩子带走，哥哥为筹赎金，铤而走险贩卖製毒原料。吴可熙饰演的，则是为求拿到台湾身分证，而帮人蛇集团运送人口的女主角。

这一次，只花了十四天，就拍摄完毕。

二○一二年，我带着《穷人。榴槤。麻药。偷渡客》到欧洲，获得鹿特丹影展HBF电影基金赞助，并入围南特、釜山、温哥华等影展，也卖出了全球VOD（随选视讯）、美国电视MOD（网路数位影音）的版权。

不到两年，拍完《归来的人》和《穷人。榴槤。麻药。偷渡客》，有这样的成绩，我除了惊喜之外，也开始害怕。

拍电影，真的就是这样吗？可以花很少的钱，快速地把心中充沛的情感，藉由剧情宣洩，然后就成为商品销售出去？参加了这幺多的国际影展，见识到这幺多人有组织、有系统地在做电影。我开始觉得，自己对电影是这幺的无知，才胆敢如此贸然地，在资金困窘、官方管制的侷限下，以这幺土法炼钢的方式拍电影。

在好莱坞，拍一部电影，要有一间银行和一支军队来做后盾。别人是砸一千万美金做电影，但我却只能用不到一百万台币搞定一切；别人正大光明地拍电影，但我们只能偷偷摸摸地蛮干。

因为资金困窘，以及缅甸政府当局的禁忌，多数场景被迫採游击偷拍的方式进行。拍片过程中，总是这幺的紧绷、克难和痛苦，而最后的成品，也总是让我自己觉得不满意。儘管《归来的人》、《穷人。榴槤。麻药。偷渡客》得到一些肯定，但对我来说，这两部作品只达到了二十分或三十分而已，其中有太多的缺陷和不足。

如果作品只能这幺粗糙，那幺我继续拍电影有什幺意义？或者我应该写一个可以快速吸引资金，可以卖钱的商业剧本？还是，我照着原来的方法，先筹得多一点资金，在台湾找拍摄场地，让团队可以自由自在地拍摄想说的故事？

一连串问题直冲脑门，但我找不到答案。

事实上，每拍完一部片，我就会大病一场，在家里躺上两、三个礼拜。

即使吃得下，也能下床行动，但是精神很差，什幺事也做不了。我知道，这是因为身心匮乏，连着两年产製出两部电影，几乎等于是掏空了我自己，好累！

很多前辈提醒我，做电影的状态应该是，在放鬆的状况下思考艺术与创作。我想，该是休息的时候了，反正暂时不缺钱过生活。

电影，终究是门充满遗憾的艺术。每当我检视自己的作品，总感到太多缺失；回不去的，只能往前。

原本我决定放慢脚步，两、三年内都不拍电影。《冰毒》，可说是意外之作。

它原本只是一支十五分钟的短片《安老衣》，拍摄过程中，我脑海中总萦绕着家乡人的许多事，很自然地发展出了长篇剧本。

《冰毒》说的是什幺呢？一对在缅甸边境山居的贫农父子，因农作贱价难以糊口，父亲决定借钱买摩托车，让儿子到城镇里载客赚钱，不得已只好抵押家中唯一的资产──一头耕牛。另一个被骗婚而嫁到中国农村的女子，藉着返乡奔丧，决意留在家乡挣钱。

致富的欲望，让男女主角一起走上运毒的险路，短暂得到圆梦的幻象，最终急坠现实，失去了所有。

《冰毒》的拍摄场景，就在腊戌，剧中主角，我的故乡。

和我一样，是生在缅甸边境的华人。

故事里，主角为了求生存，嚮往着一条可以翻身的路子；现实世界里，贩毒、挖玉矿、到海外打工，是缅甸人寻求命运改变的三种途径。我的电影中，透过不同的人物，或迫于环境，或选择不屈服，都为了生存而寻求「改变」。

其实，《归来的人》与《穷人。榴槤。麻药。偷渡客》，说的都是台湾梦，前者是怀抱希望来台打工的青年，因美梦破灭，又回过头把返乡当作救赎。

后者是透过一位渴盼拿到台湾身分证的女子，虽然离了境，却逃离不了命运，陷入人蛇与贩毒集团纠葛的深渊。故事中的主人翁，个个满怀希望，挑战着命运，却又落入现实的黑洞里。

回到最初，我就不只是「拍电影」而已。

那是集结我个人，对于台湾与缅甸之间存在的诸多差异，所做的各种观察和感受。

后来，电影公司把《归来的人》、《穷人。榴槤。麻药。偷渡客》和《冰毒》，称为「归乡三部曲」。这不是原本就设定好的系列电影，而是我发现，拚搏求生的故事，总是极其巧合的雷同。

为了生存，人们从乡村迁移到城市，从国内流离到海外。他们离开了原乡，在异地建立起家乡，成为下一代的故乡。可能从此再也回不去的他们，不论是物质或精神层面，在离开的那一刻起，注定成为异乡人。

在《归来的人》要前往鹿特丹影展之前，我正式取得中华民国身分证。

我，是台湾人了。但，我真的是台湾人吗？我的原乡、故乡、家乡在哪里？

我祖籍江苏省南京市，高祖父因修筑滇缅公路，从原乡南京迁徙到了云南。几十年后，祖父因国共内战逃亡至缅甸，父亲则在腊戌生活了一辈子，期盼的就是从腊戌回到故乡──云南。

到了我这一代，因为家乡腊戌的生活穷困，为了生存，兄弟姐妹流散到泰国、马来西亚等地挣钱，我自己则是来到台湾，成了台湾人。

那幺，哪里又是我的原乡呢？

拍摄这三部电影的同时，每每思索及中国、缅甸与台湾，之于我家族与个人的关係，最终发现地域其实不具意义，颠沛流离都只是为了生存而已。而在我的电影中，所陈述的普世价值，大抵也就是以「生存」为核心。

这本书，到底想带给读者什幺？它不只是《冰毒》的幕后花絮，而是透过电影产生的过程，带你窥见，我所看到、感受到的缅甸华人的生存状态。

他们，应该说是「我们」，如何在中缅边境的冲突中生存，如何在各种盘根错节的关係中自我定位，如何在从专政转向开放的社会中燃起希望。

这是像我这样的一个台湾人，或说无数嚮往台湾的缅甸华人，最真实的生活样貌；也是一群想从社会底层往上爬，急切地抓住机会以脱贫、致富的小人物，最真实的生存状态。

这是在这个世界上，正在发生的变化，无论以前，你知不知道。